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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
解析仇和團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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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更新時間:2016-06-12

云南省委原副書記仇和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云南省委原副書記仇和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仇和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金、禮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干部選拔任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其中,受賄問題涉嫌犯罪。
仇 和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無視黨的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嚴重違紀違法,且黨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 例》和參照《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研究并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給予仇和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犯罪 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其開除黨籍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一、輿情概述
15日,兩會閉幕,中紀委官網隨即放出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輿論一片嘩然,震驚、遺憾、出人意料、早晚出事、反思等各種解讀甚囂塵上。
訊 息發出后,微博微信成了傳播的主戰場。其中,人民系新媒體表現最佳。人民網微博速評,一日“秒殺”雙虎,反腐利劍并沒有刻意回避“兩會政治季”先聲奪人。 人民日報客戶端“仇和被查釋放什么信號?”昭示天下,反腐已成“新常態”,“打虎”再無所謂的“規律”。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權力“綠林時 代”結束影響甚遠。此外類此《史記仇和列傳》、中國五毛之父等段子層出不窮。部分商業網站盡展策劃功力,鳳凰網憑借“仇和代表,散會后請留下”拔得頭籌。
另 外,一些早年間有關仇和問題的調查浮出水面,如北京大學宿遷醫改調研報告、仇和早年施政調查:發自沭陽的報告等。被翻出的還有部分知名專家規勸仇和的文 章、如2004年知名網絡作家馬伯庸帖文《假如仇和是個貪官……》、2007年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文章《構建和諧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官員——由媒體不適 當地肯定“仇和現象”引起的反思》等。兩位專家不同程度認為,“個性官員”要有法治和制度約束,否則難免出現問題。如今仇和落馬,人們再次堅信,權力不可任性,反腐沒有終點。
 
圖為:仇和落馬輿情指數分布圖
二、媒體:反腐倡廉永遠不能靠自覺
仇和落馬,輿論更為關注的是腐敗違 紀的根源在哪里?鳳凰網認為,仇和落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文章稱,當改革與個人的利益相勾連,那些被人們所推崇的官員個性,其局限性便展露無意。強硬風格 的個性,一邊可以推動改革在短期內取得效果,一邊卻是無視民主的專斷與鐵腕,一言堂下不僅難對改革負責,而且極可能暗地里構建起個人利益輸送的渠道。
一些媒體認為仇和落馬是官員產生的機制以及權力產生的制度問題。北京晨報表示,“八無書記”為啥腐敗;事實證明,當權力沒有被關進制度的籠子,仇和這么一位有個性的官員,還是倒在了反腐風暴中。他的無限權力,讓他的工作不再能無私無畏。
部 分媒體認為,要認真的對待“仇和現象”存在的隱患和困境。中國青年報認為,“仇和現象”的巨大隱患,是民主與效率對立困局的集中顯現,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 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濟南日報認為,我們時下的改革同樣面臨“仇和困境”,我們既需要有敢作敢為勇于擔當的改革者,可又需要改革者首先要行得端做得正。可 類似“仇和”這樣的改革者同樣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仇和困境”不解決,我們的改革就會步履蹣跚。
仇和“落馬”,無疑給黨和政府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恰恰是一個契機,給所有信奉“個人魅力”的人好好上了一課:不論主政者形象再好,能力再強,反腐倡廉永遠不能靠自覺,對于領導干部每一個決策部署,是否民主、是否科學、是否合法,都要有制度的剛性約束。
人民網奉勸為政要注意民主決策,恪守權力邊界、敬畏規矩法律才是正道;奉勸專事監督的官員們,要多長一雙眼睛格外“關照”,別讓他們身上五花八門的光環成為腐敗的“障眼法”。
東方網認為,仇和被查,彰顯了中央鐵腕反腐的決心,對貪官而言,這無疑是一聲強力警鐘,同時,也再次說明反腐面前貪官一律平等,沒有例外,這種反腐態勢令人拍案叫好,更使公眾對反腐的前景充滿期待。
鳳凰網認為,仇和的落馬也許是中央進一步釋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信號,告訴城市領導者,你們口中的發展必須以人為本,發展不能以破壞法制為代價。
新京報認為,有權不可任性,惟有真正依照法律治國理政,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個人偏好行事,才有可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為民謀福祉。
如何評價仇和?環球網表示,我們評價仇和,不怕一無所知,就怕一知半解。在仇和違紀違法的具體調查信息正式公布之前,公眾應該恪守理性,不信口開河。畢竟,輿論之刃往往鋒利無比,可傷人于無形。

三、專家:識別“仇和式”官員面目亟需法治
仇和落馬,這個曾冠以“改革先鋒”的稱號的鐵腕官員,被許多專家斥之為“喝人血的鐵腕改革者”。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表示,搞私有化,就是把國有資產廉價折騰給私人,這些私人必須和他共分所得。仇和的利益也就有了。注意,為了掩蓋腐敗,仇和們打的旗號是“改革”。
前《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認為,現在看來,仇和為自己設計的“改革者”的形象,就是要為自己的貪腐行為穿一件保護衣。學者王小東直言,仇和是個喝人血的"鐵腕改革領導干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稱仇和,用農民的血,染紅頭上的頂子。
仇和落馬有何寓意?專家觀點不盡相同。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興焱表示,仇和的倒下,證明了這么一個道理:一切忽視法治的酷吏,無論在位時多么強悍,都沒有好下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財 經媒體人羅昌平則認為,仇和落馬未必意味著“仇和模式”的中止,只不過是他后腰出事了。顯然羅昌平“后腰出事”另有所指,言外之意,仇和的落馬并不是問題 的關鍵所在,找準“仇和們”瘋狂成長的制度和機制弊病是根源。這樣的擔憂也引發了其他專家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少卿表示,仇和 被帶走后,各種批判之聲此起彼伏。酷吏自有酷吏的可恨,但若不鏟除產生酷吏的基礎,誰敢說下一個仇和不在成長之中?權力不能任性!那么問題來了,馴服權力 任性的制度樊蘺在哪呢?
曾幾何,仇和給人的印象是“強勢、雷厲風行”,今天看來這種強勢背后流露出太多的個人野心。“反腐作家”、山西原副省長張平表示,那些出事的官員,之所以總是那么說一不二,根本原因就是他必須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必須強硬,必須霸道,必須排除異己,清除障礙。
作家高和認為,仇和被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城市,狂飆突進上項目、金戈鐵馬謀發展,當政者必謀私利,甚至可以這么說:近些年發展越快的城市,翻開來查查,當時的執政者就越有可能是貪腐分子。原因并不復雜,動才能有機會,亂才能趁火打劫。
一 些專家借仇和落馬,抒發憂國憂民情懷。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表示,對于仇和,多少年前,就有好些人,也包括我,對他的強勢行政與強拆表示過抗議,但 是有人理嗎?民眾想參與反腐,困難重重,但依然要堅持。學者左春和認為,揭露仇和并不是落井下石,是因仇和具有與其他落馬者不同的典型意義。這種人是極權 的標準案例,他給其他官員提供的成功學樣板,一直在激勵官員們把好話說盡,把壞事做絕,把底線撕碎,是時候收拾這些人了。
四、網友:為反腐持續發力喝彩
 
仇和“落馬”反腐大快人心 22%
網民“謝啟東”:十八大以來,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反腐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兩會剛結束仇和宣告落馬,充分表明了我黨懲治腐敗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體現了我黨懲治腐敗的能力。
仇和倒下的制度思考 13%
網民“張_宏_圖”:兩會期間政壇明星仇和被查,頗讓國人意外。如那句娛樂名言:沒想到啊沒想到,你這濃眉大眼的家伙也能叛變革命。從“仇和現象”中得到了另外一個啟示,就是中國仍舊沒能走出“人治”的傳統陰影。仇和并不是神,他也可能犯錯,也可能腐敗。
依法治國任重道遠 14%
網民“天平與劍”:此官是典型的有權就任性,賣學校,賣醫院,大拆大建。可悲的是,這種官卻是領導眼中的能吏,有魄力有業績更有GDP。依法治國,任重道遠。
仇和是個能臣但是你不是廉臣 9%
中稅律師:中國人的劣根性就是落井下石,仇和在沭陽那些年,雖然老百姓當時也罵他,但他走后,大家談起他的時候都豎起大拇指,領導人的是非功過,絕不是好與壞那么簡單,僅從公開的信息中可以認為仇和是個能臣但不是廉臣。
法治社會不需要這樣的干部 11%
網民“朱廟大咖”:仇和后臺很硬的,從沭陽縣委書記、宿遷縣委書記開始,一直就是個獨裁者,干了很多出格的事情,他但一直平安無事。有不少群眾擁護他,因為得到了一些利益。但也有不少老百姓嫉恨他,因為他的獨裁。法制中國,不需要這樣的干部。
譴責“仇和式”腐敗 16%
網民“雨中讀書的狐貍”:上聯:才干貧乏 單靠一手鐵腕強推民計 下聯:后背不穩兼有四方樹敵如何不倒? 橫批:天怒人怨
“仇和現象”下一個是誰? 15%
時代周報前總編輯宋繁銀:仇和被抓,最害怕的,莫過于和仇和一樣,大拆大建的地方主政者,因為有既得利益所以才有所謂的“雷厲風行”的官員,仇和的落馬下一個會是誰?
五、輿情點評:
兩會期間,從政協首場記者會,到政協、人大、政府、兩高報告,反腐都是其中的主題,“有權不能任性”也一度成為熱詞。那么,有權任性會怎樣呢?仇和被調查給出了答案:“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你終究將要為權力任性買單。
仇 和落馬,樣本意義重大。和一般性的腐敗不同,仇和的仕途更具爭議性,從江蘇宿遷到云南昆明,作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作為著名的“明星官員”,仇和的 施政風格至少在10年前就已經聞名天下。然而,政壇既非表演舞臺,更非走秀T臺。你可以做“個性”官員,但必須記住:再大的官,也有權力邊界,不可獨斷專 橫越界胡來。
誠如媒體評論的那樣,何一名干部,即便是做出了點成績,有開拓精神,有敬業精神、一時親民愛民,但一旦涉嫌違法違紀問題,則功 不抵過,任何人都不是“鐵帽子王”。所以,對于仇和的落馬,感嘆之余,更應該為仇和不愛惜自己的羽毛而扼腕。要怪,仇和只能怪自己不能做到慎獨慎權慎始慎 終。從這一個意義上說,更要為中央鐵腕反腐而點贊。

仇和,一個曾經的政治明星,悄然落幕。
3月15日,全國“兩會”剛結束不久,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即在12:55發布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輿論驚呼這幾乎是“秒殺”的速度。但其實在13日“兩會”小組討論會上,仇和的發言已有異常了。
在云南省最高法院院長發言談及“地方政府欠錢”問題時,仇和回應:“我們這種體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應該是世界上最廉政……為什么?世界上有 97%的國家是土地私有化,我們國家土地沒有私有化,僅僅是私有使用權,30年、50年、70年,但是目前百分之百是政府所有。”
把這些話解讀為“淡定自如”純屬無知,無論如何評價,都不是仇和這種個性的人在正常情況下會說的。他應該已經捕捉到了什么,說出這些話來安慰自己,順便釋放一些信號。
但碰到黨紀國法,碰到中央強力反腐,當然是沒用的。
在目前已經落馬的官員中,和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比起來,仇和在權力級別上并不顯眼。但盡管如此,他的落馬仍備受關注,關注程度甚至超過一些已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原因就在于這些年來他身上獨特的標簽:“鐵腕改革”—同時也是“違法改革”的代表人物。
總結起來,仇和代表了地方權力中“一把手”的威權式改革、治理模式。這個模式充滿了“強人”、“人治”色彩。
反腐當然是重塑政治清廉,但它也有其他的強大功能。一些“大老虎”的落馬,使得多年來形成的一些權力-利益格局,得以被打破,被重構。中央由此也對政 治結構進行整合,強化了政治權威。仇和的落馬,雖然也是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可能也會帶出某些腐敗的官商利益鏈,但卻可以作別的解讀。
這個解讀是:在全面依法治國,以及強化中央政治權威的背景下,存在“人治”和權力不受約束特點的地方威權式改革、治理模式徹底結束了。
仇和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即已進入公眾視野。1996年,原本隸屬于淮陰市的江蘇宿遷縣,被撤縣組建地級市,他被派遣到宿遷市籌建領導小組,同年成 為副廳級的宿遷市副市長。不久后,他又兼任轄區內沭陽縣的縣委書記,由此使自己的名字,和中國這20年來的發展、變化緊密地結合起來,并處在改革、官場、 輿論的風口浪尖中。
之所以能夠如此,是仇和總是使自己成為“改造”一個地方的鐵腕人物。從江蘇沭陽縣開始,到宿遷市,再到云南昆明市,莫不如此。在他的為官生涯中,除了 江蘇農科院,以及江蘇副省長、云南省委副書記這些不是“一把手”,從而有必要壓抑自己的時期,其他時期他都個性凸顯,志在確立在一個地方權力結構中的絕對 權威。
現在回看一下,仇和在縣級市江蘇沭陽,地級市江蘇宿遷,云南省會城市昆明的大動作,分別對應中國 20年來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的三個時期。
江蘇沭陽時期,正是中國加快發展的時期,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到21世紀初,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標志結束。在這個時期,地方權力的“主 動性”、“敢想敢干”非常重要。仇和因此有了歷史性的機會。他在沭陽所搞的整治環境、整頓吏治、強化治安、招商引資,正是那一時期的典型產物。在背后,盛 行的是以成敗(經濟社會發展)論英雄的邏輯。
他鐵腕主政宿遷時期,對應的正是中國從第一個時期到第三個時期的過渡,可以稱之為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很短,差不多在2006年即已結束,其主要特征 一方面是繼續鼓勵地方權力的主動性,進行一些存量上激進的改革,另一方面,利用城市的拆遷改造獲取GDP和土地財政。仇和賣光公立醫院,強制國企、學校改 制,以及大拆大建,自是必然。
第三個時期,就是2000年代中期“國退民進”搞完后,一直到2013年的城市拆遷改造、土地財政的登峰造極—現在仍然剎不住車。那正是仇和在昆明干的事情。雖然這一時期,幾乎是全國各個城市的“集體無意識”,但其激進程度仍讓人吃驚。
基本上可以梳理出邏輯來:地方權力的威權式改革和治理模式,盡管的確突破了阻礙改革和發展的一系列障礙,但權力不受約束和人治的禍根也如影隨形。如果 說在第一個時期還不那么明顯,第二個時期、第三個時期其癥狀則已充分顯現:城市拆遷改造往往伴隨著背后的官商利益鏈,威權式強人的改革和治理,由此導向腐 敗和對法治的踐踏。
仇和曾經飽受爭議,但這種爭議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在今天,他的落幕已不再能引起爭議。中國已經進入了全新的時代,法治建設,以及整個政治結構的整合并不需要地方凌駕于法治之上的威權式人物的產生—需要這么做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早已不復存在。
別了,仇和。
中國的神仙們不認美元這東西,“沒緣”肯定求不來好運啦。。。政治一旦與商業不正當結盟,其果必苦。政府應服務于社會各業的正當合理需求,而不是社會各業千方百計討好政府,然后獲取不當收益。仇和曾帶著官員和開發商到泰國考察,在一個寺廟準備拜佛時,一旁的開發商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過之后對隨行人員說,“我這不是貪污,我這是為昆明人民祈福。”用開發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2008年9月26日上午,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參加中國最大珠寶城建設的奠基儀式,該項目投資28億人民幣。
網友吐槽:不是昆明人誰知道昆明人的苦,小編照你的論點仇和只是工作方法問題,所謂的城中村拆遷,很多房子既不是城中村也不是棚戶區,而是因為地理位置好,開發商有 高額回報而已,因為是普通樓房面積小補償少,很多業主蒙受損失無家可歸。螺螄灣工程使很多剛剛接手不到三年的業主負債累累。很多國有企業明曰改制,實際上 就是賣地,搞到一半又因為資金問題擱置下來,數以千計的工人下崗。居然還有人為仇和說話,到昆明來實地訪問一下最底層的居民,不要只聽專家,社會名流的。
 

3月20日,昆明,拆遷后的老螺螄灣市場變成新螺螄灣商業中心,老商戶被迫遷往十余公里外中豪集團開發的新商貿城。
 

仇和1957年1月生,江蘇濱海人,曾因推行激烈改革而被稱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被視為中國個性改革官員的代表。
1996年起,仇和在江蘇宿遷先后任副市長、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2006年擔任江蘇省副省長,2007年底,調任昆明市委書記,2011年底,擔任云南省委副書記。
今年3月15日,中紀委宣布仇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昨日,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決定罷免仇和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今年兩會剛剛結束,個性官員仇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了政壇演出。
從沭陽縣起步,仇和的名字與“改革”密不可分。吏治整頓、城建拆遷和環境治理等措施,讓他迅速贏得政聲人望,但舉報和批判亦一路同行。
一名昆明官員這樣形容仇和的風格,“像駕駛著一輛巨大的城市坦克,一路碾過。”他說,“仇式”風格疾風驟雨式的改革,曾為城市帶來過新鮮面貌。但“碾壓”式的執政方法,也留下了尋租空間,仇和的“人治”色彩愈發濃烈。
爭議起時,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標是“以人治推動法治”。學者石鵬飛對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結果應是“培養出成熟的反對派”,然而,未及“推動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馬。
用開發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手上貼著打吊針用的醫用膠布。看來他的名字取錯了,竟敢 仇視和諧 !這不是找死么?
 
3月17日,宿遷市,中豪集團投資的運河文化城內,一住宅項目緊急貼上了停工通知。中豪集團內部人士稱,集團實質上已經資金吃緊。
仇和的“左膀右臂”
2007年12月,仇和從江蘇省副省長任上調往云南,出任昆明市委書記。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只身一人,無牽無掛;工作一定能無私無畏”。這是甫到昆明,仇和發表的“八無感言”。
事實上,他并非“只身一人”。
3月18日,仇和落馬3天后,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長謝新松同樣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仇和到任昆明3個月后,時任宿遷市宿城區委副書記、區長的謝新松就追隨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
1998年,從沭陽縣縣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謝新松跟隨仇和13年,并擔任過其秘書。據媒體報道,謝新松對仇和的執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強,是仇和在宿遷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宿遷的一位官員評價,仇和去昆明,也帶去了左膀右臂,謝新松是“左膀”,劉衛高是“右臂”,一個是得力秘書,一個負責商業開發。
仇和落馬后,劉衛高的名字也浮出水面,他被坊間稱為仇和背后的“神秘富商”。
劉衛高,曾是全國人大代表、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以下簡稱中豪集團)。
3月17日,仇和落馬2天后,中豪集團官網貼出公告:因其個人原因,劉衛高申請辭去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
今年二月底,宿遷市委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有官員證實,劉衛高正在接受調查,并因此請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國兩會。
這位神秘富商最近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是他在昆明的螺螄灣項目。
據媒體2011年報道稱,當年螺螄灣項目的土地出讓拍賣會,整個過程只持續了約5分鐘。而在2011年3月16日,27塊需整體競買的地塊,云南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以掛牌起價64.87億元獲得,整個交易也僅用了不到10分鐘。
劉衛高和仇和的關系從宿遷開始就廣為人知。
 
2008年12月27日,昆明,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參加一次活動典禮,手上貼著打吊針用的醫用膠布。
“劉半城”穩賺不賠的買賣
以前,江蘇省宿遷市的街頭,曾奔馳著兩輛相同牌照的轎車:蘇N00000。一個牌照曾屬于市委書記,另一個黑色的外商專用牌照,則屬于劉衛高。
如今,劉衛高在宿遷的房產項目囊括了小區、商場、寫字樓、娛樂設施等,幾乎占據了宿遷新城的半壁江山。劉衛高因此被戲稱為“劉半城”。
在宿遷,劉衛高的政治資源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仇和。
2003年,劉在宿遷投資兩百萬建立了芬那絲襪業有限公司。宿遷本地企業家王明(化名)回憶,襪廠建立后,劉衛高充分展現了“社交本領”,利用投資商身份在宿遷官場四處活動,有段時間宿遷市政府贈送外地官員和客商的禮物,很多都是“芬那絲”的襪子。
王明回憶,劉衛高與仇和的結緣,源于宿遷市政府的一次義烏考察。仇和對義烏的商貿模式一直有興趣,考察期間劉衛高組織接待、參觀,贏得了與仇和交流的機會。
中豪集團一位高層人士透露,劉衛高做了很多功課,揣摩了仇和的心思,以了解仇和的招商引資思路。
此時,宿遷市的招商引資工作剛剛布入正軌。 2002年,仇和把在沭陽開展的全民招商模式帶到宿遷,要求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
當時負責招商的一名官員回憶,劉衛高帶來的兩百萬項目,已經屬于宿遷所能引來的“大項目”了,因此,當劉衛高向仇和介紹義烏小商品城模式后,仇和決定,將義烏小商品城的模式復制到宿遷。這一決策的執行者,自然就是劉衛高。
宿遷城區始建于1997年的一個批發市場成了試驗田,但在拆遷中,劉衛高提出,原址重建規模無法擴展。后來,市政府為劉衛高另批了一塊地方,由劉衛高投資26億。2005年8月1日,宿遷·義烏國際商貿城破土動工。
在其他企業家看來,這個項目幾乎是仇和送給劉衛高“穩賺不賠”的買賣。在舊市場被拆掉后,老的商戶只能選擇購買新商貿城的商鋪,而老批發市場的地塊,還可以接手繼續開發。
同樣是開發商的王明估計,僅此一個項目,劉衛高至少凈賺了七八億元,自此一躍成為宿遷名氣最大的商人。
王明回憶,劉平時很少與本地企業家打交道,每次見到劉,他都跟在時任仇和秘書的謝新松后面;另一位開發商稱,劉衛高當時在宿遷的拿地等行為,都是通過謝進行。
昆明的江浙企業大潮
剛到昆明,仇和提出“全城改造城中村”,要在5年內重建三百多個城中村。改造方法,正是他在宿遷的“義烏商貿城”模式。
劉衛高正是看準了仇和提出的“以大項目帶動城中村改造”,才從宿遷“追隨”,以“復制宿遷義烏商貿城”的名義進駐昆明。
仇和入滇半年之后,2008年5月,劉衛高的云南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在昆明官渡區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冊成立。
工商注冊資料顯示,公司經營范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和房屋拆遷工程等。
此時,宿遷官場已有人不解,“仇書記這么聰明的人,為什么要帶他過去?”
昆明市一位官員透露,在劉衛高接盤螺螄灣項目之前,老螺螄灣地塊是被分散的昆明本地企業買走的,但分散經營,不合仇和的開發理念,因此,該地塊又以某種方式重新回歸了競拍,被劉衛高整塊拍走。
當時作為政協委員的熊思遠稱,仇和一直看不上本地開發商,云南本地的企業資金分散,長期習慣“窩里斗”,而江浙商人資本雄厚,能符合仇和的要求,這是仇和選擇江浙商人的客觀原因。
劉衛高則迅速融資,接盤這一大項目。資料顯示,2008年9月28日,云南中豪的首個大項目——中豪·螺螄灣國際商貿城項目開工。它成為昆明市重點招商引資項目,總投資約580億元,主體商城板塊總占地5705畝。
2011年,劉衛高組織了25個財團出資320億投資了新螺螄灣項目。看起來,這是劉衛高與仇和在昆明又一次宏偉的“造城”規劃。
但實際上,此時的劉衛高無法滿足仇和“大項目”的要求。
中豪集團一位高層人士透露,劉衛高的項目基本是依賴銀行貸款和民間集資,而這或許就是劉衛高與仇和被調查的導火索。
新螺螄灣項目投資之前,劉衛高的資本實際上已經揮師江蘇,在宿遷開始了“運河文化城”項目的投資。
2010年,劉衛高投資的占地11平方公里的運河文化城啟動,包括若干商品住宅小區、會展中心等二十余項文化旅游產業項目,被視為“中國最大的運河主題大盤”。
宿遷市政府內部人士透露,為了獲得體量巨大的土地,劉衛高承接下了附近公路、橋梁和學校等公共工程的建設。
因此,一年之后在昆明接下320億項目的劉衛高,實質上已經資金吃緊。
中豪集團一位高層人士透露,為解決資金問題,仇和曾幫助劉衛高籌措資金。隨后,劉衛高因涉嫌“非法集資”被帶走調查。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國土資源局發通告,向25家房地產企業追繳土地價款。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榜上有名。
除了劉衛高,仇和執政的四年,幾乎是江浙企業大規模進駐昆明的時期。
多位出租車司機回憶,昆明街頭不少在建的房地產項目都掛著“江蘇建工”橫幅,一時間,“滿城盡是江浙商”。
房產項目外,仇和在昆明執行的綠化政策也爭議頗多。他曾要求一年內實現種樹80萬株“視覺補差”,“樹要多,多到城這頭到城那頭,猴子掉不下來”。
昆明《都市時報》2011年11月報道,過去4年昆明種下了876萬株樹,于2010年摘取“國家園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綠化被指缺乏科學規劃,有的街道邊上種有兩排甚至三排樹。
仇和在沭陽擔任縣委書記期間,曾大力發展過花卉種植業,沭陽縣的新河和顏集鎮,都曾被評為“花木之鄉”。
宿遷一名開發商透露,仇和到昆明后,綠化樹種很多都是從沭陽引進,業務往來最多的是沭陽蘇北花卉有限公司,其董事長為沭陽縣廟頭鎮聚賢村黨委書記李生,“仇和在沭陽做書記時兩人就認識”。
昨日下午,李生在電話中承認,這幾年給昆明“做過幾個項目,按照設計要求提供苗木”,但他未透露項目細節。
走“上層路線”的地產項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業勢薄,不能滿足仇和城市規劃的客觀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質疑。
但項目進入后,卻常有“上層授權”的違規行為出現,在昆明官場,引發了不少質疑。
昆明政府部門一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間,許多房地產項目都存在嚴重違規問題,大批江浙企業“走上層路線”,很多項目都是“上面壓著下面來違規辦理”,有業務負責人私下感嘆,“每天做事都是要進紀委的節奏”。
2011年10月,仇和離任昆明市委書記前夕,江蘇南通的涌鑫集團在昆明呈貢新區投資建設的昆明涌鑫中心項目正式簽約,《云南日報》當時的報道稱,該項目占地225畝,概算總投資35億元。
該人士稱,該項目土地在正式競拍前,涌鑫集團曾經找到市政府,要求地價控制在200萬(每畝)左右。而依據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環以內土地底價500萬元一畝,一環至二環間400萬元一畝,以此類推)基準地價制度,該項目鄰近的土地競拍價約為700萬一畝。
“他們的出價低出市場價太多。”土地規劃部門人員向上再三爭取,最終,涌鑫集團答應提價至300萬(每畝)。此后,市政府就此專門開會,并下發了紅頭文件,要求該項目競拍地價必須控制在300萬。
“我們違逆不了上面的紅頭文件。”該人士說,該項目是仇和授意實施,并且,這是仇和離任市委書記前“指示”在呈貢新區的最后一個項目。
最終在土地競拍中,涌鑫集團如愿以300萬每畝的價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團副總裁鄧習匯證實,該項目當時拿地的價格是300萬一畝。但他強調,“(外界說我們)低價拿地不存在,我們都是走正規的招拍掛程序。”
鄧習匯說,涌鑫集團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糧食局對口招商時被引進的,這也是他和仇和相識的原因。但他說自己和仇和并無私交,“我們之間都是公事公辦,雖然相互認識,那僅僅因為我們是江蘇的開發商,他也是江蘇出來的。”
在 仇和任上,還曾經發生轟動一時的“華西地產項目詐騙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資有限公司與昆明寧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國有土地使用 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等相關行政許可,不具備商品房預售及收取購房款的法定條件的情況下,以永勝村“城中村”改造為名,假借“華西· 濱湖國際生態城”項目名義,以每平方米售價比周邊樓盤低2000元的誘惑,吸引了2000多個市民和40余家單位搶購,詐騙金額高達近3億元。
這兩家公司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取了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對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昆明辦事處請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為“請文榮、云波、陳勇同志立即會處答復”。
此 后,昆明市城改辦在接官渡區請示研究后,以昆城改辦〔2010〕15號文明確答復此項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項目進行規劃和改造,不同意立項開發。但涉案人員 故意歪曲和擴散批示內容,以復印處理手段模糊“會處答復”四個字,向公眾隱瞞“最終答復不同意開發”的決定,誤導公眾視線、混淆視聽,最終達到了詐騙目 的。
有政府內部人士稱,該案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仇和此前在土地問題上的違規爭議也被發現。
仇和旋風過后
石鵬飛是第一個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學者。他對仇和層滿懷期待,希望仇和能彌補云南與發達地區的“古代與現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療法”為昆明帶來了二環路和地鐵,出租車司機也評價,“如果沒有仇和,今天的昆明會徹底堵死”。
早在仇和來之前,當時作為政協委員的熊思遠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遷”。因強拆而引發風波的宏仁村黨支部書記楊文明也承認,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確的,只是方式有問題”。
昆明市一位官員的評價是,“仇書記對于程序和法規沒有概念,對是否越界也沒有概念,政府部門幾乎經常以違規的方法在做事”。
這名官員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新。仇和曾帶著政府官員和開發商到泰國考察,在一個寺廟,仇和準備拜佛時,一旁的開發商們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過之后,對左右的隨行人員說,“我這不是貪污,我這是為昆明人民祈福。”用開發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這名官員說,能否接受開發商的錢是原則問題,但似乎仇和認為,只要目的正確,這個過程就沒問題,所以,他才會在眾人眼皮底下接過錢。
一位政府部門人士有一次隨同仇和視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發現有一塊地正準備開發,隨即指示,“這一塊地要給我改成綠地”。
其時,該地塊已經拍賣給了當地某知名企業進行開發,土地證已經下發,招商也已開始。但隨從人員無人指出并反對。
仇和轉身對著一位市領導說,“你怎么看?”這位市領導只能接話,“我只有一句話,按仇書記的指示辦!”
不止一名官員總結,仇和的強勢改革很多都是違規推動,而如今,程序正義已經成為了社會共識,仇和那種違規改革的做法早已經過時了。“仇和旋風”,為昆明留下成績,但也帶來了對法治和程序的傷害。
離開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溫和一些、領導藝術再講究一些,或許就會避免因工作要求嚴厲、批評人較多而傷害少數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馬后,原云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維駿為當年“仇和新政”的爭議下了新的結論,“以人治推動法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動民主,實際上就是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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